部分高校校長卸任去向
  3月31日,“根叔”李培根以一場內含19處“遺憾”的離職演說,告別自己的9年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時光。就在華中科大學子關註“根叔”卸任後去哪了時,幾天后的4月2日,他出現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講臺上,與學生閑話“人格培養”。
  教育部一年來調整了多所部屬大學的領導班子,李培根只是卸任校長中的其中一員,他們當中,有的當起官員,有的回到科研、教學崗位。
  校長卸任後都去哪了?近日,新京報記者梳理116所“211工程”高校,據不完全統計,自2000年以來卸任的校長履歷,發現共有49名校長卸任後,曾擔任黨政機關、軍隊、科協、人大、政協等部門領導幹部。
  去向1
  校長卸任後出任部長
  就像國外屢次出現大學校長被任命為“內閣部長”一樣,國內高校校長也多有調任中央部委的。萬鋼調任科技部部長,便是其中典型案例。
  作為我國著名汽車領域專家,有海外留學、工作背景的他,回國後,就被聘為國家863計劃電動汽車重大專項首席科學家、總體組組長。
  科學家身份之外,2004年7月,萬鋼還出任同濟大學校長。不到3年,已是致公黨中央副主席的他,又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。
  這種“專家校長”從政,在法律、科教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尤為明顯。
  徐顯明被央視《東方之子》評價為平民法學家,據其同事回憶,在2003年修憲之際,尚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徐,力主推動“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”入憲。
  去年10月底,他的新身份正式公佈——中央綜治委辦公室專職副主任。
  而如果追溯至2000年前,還有原華東政法學院(現華東政法大學)院長曹建明調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,直至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案例。曹曾走進中南海,為中央領導授課。
  教育部目前共有10名部領導,其中便有2人有高校校長經歷,分別是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的袁貴仁部長,和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的郝平副部長。
  去向2
  “轉戰”地方開啟仕途
  力推本科教學評估、京劇進校園等政策的前任教育部部長周濟,也曾擔任華中理工大學(現華中科技大學)校長。
  只不過,在他調任中央前,曾有一段“轉戰”地方黨政領導的經歷,這也是不少高校校長從政的現實路徑。
  不過,周濟校長生涯後期,即已是湖北省委常委、科技廳廳長,卸任校長,一番調整後,成為武漢市“院士市長”僅118天后,便赴任教育部副部長。
  周濟離開高校時,已是55歲左右,但王忠民等人卸任校長時,還未到50歲。
  那時,王忠民只有41歲,便由陝西“211高校”西北大學,轉任陝西省政府秘書長、辦公廳主任,3年後,調任安康市委書記,主管一方“歷練”一年後,便來到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,直至副理事長。
  曾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(正部級)的金炳華,48歲卸任上海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時,也是先到地方宣傳部擔任部長。
  新京報記者梳理髮現,這些高校校長,卸任後基本是先“就地”在高校所在地黨政部門任職,後調任中央。
  “學術明星”陳章良是其中的例外,他曾獲得“小諾貝爾獎”之稱的“賈烏德·侯賽因”青年科學家獎,在擔任5年中國農業大學校長後,2007年,他離開北京,遠赴廣西,擔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。去年,52歲的他當選中國科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、書記處書記。
  去向3
  留校治學完成學術專著
  在高校內部,一部分高校校長也轉任學校黨委書記,與新的校長搭班,繼續管理學校。這些人中,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韓震、華中師範大學馬敏、西南財經大學趙德武、西北大學喬學光等人。
  值得註意的是,中國農業大學原校長江樹人在2002年時,被任命為該校常務副校長,而廣西大學原校長唐紀良在2012年,調任該校正廳級調研員,保留正廳級待遇。
  卸任後的校長,並非都選擇從政,實際上,在官方任免決定中,更多的校長是因為年齡原因到任,而非因“另有任用”、“工作需要”等原因調任官員。
  他們當中,多擔任名譽職務,如名譽院長、校長,或被聘為顧問,還有的在中國職業教育學會、中國教育學會等協會任職。
  另有部分校長卸任後返回教職,潛心治學,曾在1994年至2003年期間,擔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院士就是其中之一,他卸任後成了《10兆瓦高溫氣冷實驗反應堆》的第一完成人,並藉此榮獲200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。
  中國人民大學老校長李文海在卸任後,也醉心於學術研究,2012年8月,還出版專著《清代官德叢談》,直到臨終前一天,還完成了學術論文《<聊齋誌異>描繪的官場百態》。
  ■ 專家觀點
  校長卸任後去嚮應多元化
  在程方平的印象里,中國高校校長卸任一般會發生在兩種情況時,一是年齡到任,二就是工作調動。
  程方平曾擔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、教育與人力資源研究部主任,長期關註高校人力資源問題。
  程方平以前也和一些大學校長聊天,聽到他們抱怨自己並不適合高校管理崗位,“但潛臺詞是級別已經上去了,就硬著頭皮幹下去。”
  “這是咱們國家的體制問題,只要不犯大錯誤,就下不去。”程方平說,像美國高校的校長,很多在卸任後,就回到教學科研崗位,看起來挺平常的舉動,但在中國就難了。
  行政級別成了他們的束縛,“很多有科研潛力的人當上校長後,覺得自己不適合,但沒法回頭,被套上了。”
  程方平感覺,近些年,隨著副部級高校的先後確立,這樣的問題愈發嚴重。當校長成為副部級幹部,就需由中央任命,而一般地方高校校長也由上級任命。
  現在很多高校校長在卸任後,紛紛到協會任職,而那些協會在他看來,多具備官方色彩,被稱為“二政府”,不利於挖掘卸任校長的潛能。
  程方平認為,校長卸任後去嚮應更加多元化,一些文科高校校長可以轉而成立第三方督導,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經驗和理論知識,監督、促進政府管理,而一些適合做管理的校長還可到企業發展,還可有部分公立大學卸任校長到民辦高校擔任校長,促進高校生態的平衡發展。
(原標題:49名高校校長卸任後入仕途)
(編輯:SN07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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