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水處理

刑事訴訟法。
　　新刑訴法“臨床”一周年
　　修訂後的《刑訴法》實施一年多，非法證據排除、證人出庭等多方面有新進步，不過同樣存在律師會見難、證人出庭少、刑訊逼供轉移等待完善問題。
　　王峰
　　本報記者 王峰 北京報道
　　3月10日，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“兩會”做工作報告時說，2013年各級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無罪。
　　這一年糾正的多起冤假錯案就隱藏在這825的數字中。與此同時，2013年1月1日，修訂後的《刑事訴訟法》實施，“尊重和保障人權，罪刑法定、疑罪從無、證據裁判”等原則，在《刑訴法》中均有強調。
　　3月2日，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發佈了一份新刑訴法實施狀況調研報告。“《刑訴法》的修改偏重於保障人權，偏重於提高程序價值。一些新的突破點，比如解決律師‘三難’、非法證據排除、證人出庭，有新規定、新進步；但是如果司法部門理解得偏保守，可能就貫徹不好。”刑訴法學權威、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說。這當中，律師們點出了律師會見難、證人出庭少、刑訊逼供轉移等有待完善的問題。
　　律師會見的新煩惱
　　《刑訴法》在文本上保障了律師的會見權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，律師只需憑律師證、律所證明和委托書，即可在48小時內到看守所會見。但在現實中，律師會見卻遭遇了新的“玻璃牆”。
　　據公安部監管局統計，新《刑訴法》實施的第一個月，全國各地看守所共計辦理律師會見11.8萬餘人次，2月份雖然只有17個工作日，律師會見人次卻以30%的幅度增長。
　　但全國各看守所，大多數都存在會見位置少的問題。安徽省合肥市第一看守所只有4個會見室，山東省棗莊市薛城區看守所只有1個律師會見室。北京西城區看守所會見室數量雖從6個增加到8個，但律師會見需提前幾天，遇節假日須提前10天才能預約成功。在北京朝陽區，因會見室少，甚至在2013年曾有黃牛黨在門口賣號。
　　看守所也在自創“解釋”約束律師會見。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就規定，律師不能在申請當日會見。同時，律師首次會見，必須提供委托人與在押人員親屬關係的證明文件。
　　立法的“缺口”也成為辦案單位規避律師會見的理由。《刑訴法》規定，“恐怖活動、危害國家安全、特別重大賄賂犯罪”的案件，也就是俗稱的“三類案件”中，律師會見“需偵查部門審批”。
　　“三類案件”中，“特別重大賄賂犯罪”最易被濫用。司法解釋中，特別重大的標準是涉案數額為50萬元以上。
　　但安徽金亞太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亞林在2013年，受理了一起蕪湖縣招標採購辦代理主任的受賄案，當事人為副科級幹部，涉嫌受賄十幾萬，但也因在本轄區有重大影響，被列為“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”。
　　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鞏志芳辦理了一起“非法轉讓、倒賣土地使用權案”，因為該案“可能涉及李春城”，直到當事人被取保候審，鞏志芳都始終未能會見。看守所拒絕的理由是，“得到辦案單位的通知，該案屬於‘三類案件’”，但是具體屬於“三類案件”中的哪一類卻並無答覆。
　　“現實中律師反映會見難最嚴重的領域，就是檢察機關辦理的貪污賄賂案件，甚至有的地方規定凡是這類案件都不允許會見”，一名接近司法決策層人士稱。
　　甚至有辦案單位繞開法律，秘密關押嫌疑人。曾有律師反映去看守所會見，發現偵查機關隱去被關押人的真實姓名，給其安上一個假名字，“律師明知道犯罪嫌疑人就被關押在那裡，可是看守所的電腦系統里就是找不到這個人”，尚權所的報告中寫道。
　　“從沒有過對證人質證”
　　2013年7月3日，安徽“陷警門”案宣判，兩名黃山市警察方衛、王暉被判犯故意傷害罪。案件庭審中，同濟醫學院法醫病理學教授劉良出庭作證，成為“中國刑事訴訟專家證人出庭第一人”。
　　《刑訴法》第188條規定，法院可以強制證人出庭作證。“但是從這一年來看，證人出庭率沒有明顯提高，或者說基本上沒有提高”，陳光中說。“證人不出庭，實際上主要是對被告人的辯護權不利”，他說。
　　雲南省律協刑委會副主任王紹濤從事司法工作24年，原來是法官，現在是律師。“我經手的刑事案件至少有幾百個，從來就沒有享受過，在刑事法庭上對一個證人質證”，他說。
　　“去年一年，一個較大的省，證人出庭率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.03%”，一名接近司法決策層人士稱。他認為，證人出庭不多的一個原因是，“中央政法機關不夠重視”。
　　王紹濤認為，正是因為證人不能出庭，導致刑訊逼供在向證人蔓延。“對被告人的刑訊逼供有所收斂了，因為他要見光的，他一定要在法庭上講我被刑訊逼供了”，他說。
　　王紹濤所里的律師就“被做過這個事情，在看守所里待了20多個小時，就是為了證實一個事情”。“他本身是法學院的教授，辦案人員打電話給他的院長，說其他證人全部說了，被告人也已經交代了，他就是不說，要院長做他的工作”，王紹濤說。
　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認為，證人出庭少的一個原因是立法缺陷。他曾參與《刑訴法》修訂論證，“我記得很清楚，學者們對於證人出庭只主張兩個條件：控辯雙方對證人證言有分歧，證人證言對定案有重大影響，而且我們強調應當出庭而不出庭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根據”。
　　但最終的法律文本沒有採納上述意見，在《刑訴法》中，證人出庭需要“法院認為有必要”。陳衛東認為如此立法的原因，“是立法機關過分遷就了司法機關”。一名檢察系統人士稱，如果落實證人出庭，將使辦案單位的工作量大大增加。
　　《刑訴法》中加入了“證人拒證權”，即被告人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可以不得被強制傳喚出庭，這被認為兼顧了倫理傳統。
　　“近親屬免於出庭作證，究竟要保護什麼？”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說。
　　薄熙來案一審庭審中，其妻子薄谷開來的陳述被當做證人證言使用，薄熙來要求妻子出庭作證。“法院說我們到監獄見了她，她自己表示不願意出庭作證，這就引出一個問題，如果她不願意出庭作證，能不能使用她的庭前陳述來指認她的丈夫？”張建偉說。
　　刑訊逼供的轉移
　　“客觀地講，中國的刑訊逼供行為最近這幾年在明顯減少，這一點我們要面對”，中國政法大學刑訴法教授顧永忠說，“現在揭露出來的一些嚴重的刑訊逼供冤案，比如張氏叔侄案，大概都是比較早一些的”。
　　“我認為貫徹落實《刑事訴訟法》最好的是公安機關，看守所的管理變化最大。退步的是檢察機關，在職務犯罪中，刑訊逼供現象越來越突出，已經超過了公安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說。
　　雲南省律協刑委會副主任王紹濤也感覺，“刑訊逼供已經向檢察機關轉移了”。
　　“我的一個同學，7天7夜坐在檢察機關的凳上，後來待在一個5平米的屋子裡，只有吃飯和上廁所的時候才能出來一下”，他說。
　　看守所的刑訊逼供少了，其他場所的刑訊問題卻凸顯出來。新《刑訴法》強調了監視居住，“監視居住的用意，既有加強打擊犯罪，也有減少逮捕、拘留”，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說。
　　監視居住本應由公安機關執行，但司法解釋中又規定檢察機關可以協助公安機關。“實際上變成檢察院自己來乾，而且沒有統一的辦法，指定居所怎麼會見、怎樣訊問，以及怎麼管理，這個問題沒有解決。”陳光中說。
　　雲南省律協刑委會主任徐國功辦理的一起受賄案，“當事人已經被監視居住4個月了，卻始終沒能會見”。
　　避免刑訊逼供的最直接辦法是訊問時同步錄音錄像，這已被寫入新《刑訴法》中。“我看了十幾個案件的錄音錄像，檢察院的錄音錄像普遍存在嚴重問題”，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毛立新說。
　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，“錄音錄像都很短，但是筆錄特別長，最極端的案件，訊問了二十幾分鐘，但是筆錄做了48頁”，毛立新說。
　　面對刑訊逼供，法學界還有一個“終極武器”，就是訊問時律師在場，但這又回到了刑事案件中辯護率不足的老問題。
　　過去7年，陝西省刑事律師人均年辦案量，從1.56件下降到了0.86件。“一個律師年均辦不到一個刑事案件”，陝西省律協刑委會副主任耿民說，“在陝西，75%以上的刑事案件，嫌疑人是沒有獲得律師幫助的”。
    這直接帶來了刑事律師生存的困境，“有一個典型的案例，咸陽一個年輕的律師做不下去，上吊自殺了”，耿民說。
    來源：21世紀經濟報道
（編輯：SN094）